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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文学的创作方法

关于文学的创作方法——言与意

 

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方法,有自己的民族传统特点,这就是重在言外之意,要求有“文外之重旨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·隐秀》篇),使文学作品能让人体会到“味在咸酸之外”(司空图《与李生论诗书》),既能“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”,更要“含不尽之意,见于言外”(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引梅尧臣语),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意境论的核心内容。刘禹锡提出创造意境的关键是要做到“境生于象外”(《董氏武陵集纪》),司空图要求诗歌具有“象外之象,景外之景”(《与极浦书》),即是就其意在言外的特色而说的。这正是受道家和佛家对言意关系认识影响之结果。

1、哲学上的一种认识论

言意关系的提出,本来并不是文学创作理论问题,而是哲学上的一种认识论。人的思维内容能否用语言来做最充分最完全的表述,这是和人能否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相关联的。先秦时代在言意关系上儒道两家是对立的。

儒家主张言能尽意,道家则认为言不能尽意。《周易·系辞》中说:“子云:‘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。’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?子曰:‘圣人立象以尽意,系辞焉以尽其意。’”《系辞》所引是否确为孔子所说,已经不可考。然而《系辞》作者讲得很清楚,孔子认为要做到言尽意虽然很困难,但圣人还是可以实现的。后来扬雄曾发挥了这种思想,他在《法言·问神》篇中说:“言不能达其心,书不能达其言;难矣哉!惟圣人得言之解,得书之体。”

道家则主张要行“不言之教”,《老子》中说:“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。”庄子则发展了这种观点,他在《齐物论》中指出:道隐于小成,言隐于荣华。”“道”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说明的。《天道》篇说,圣人之意也无法以言传,用语言文字所写的圣人之书不过是一堆糟粕而已,故轮扁的神奇凿轮技巧,不但“不能以喻其子”,其子“亦不能受之于”轮扁,“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”。因此,他认为言本身并不等于就是意,而只是达意的一种象征性工具。

《外物》篇说:“筌者所以在鱼,得鱼而忘筌。蹄者所以在兔,得兔而忘蹄。言者所以在意,得意而忘言。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!”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辩是这种争论的继续,王弼在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篇中就是用《庄子·外物》篇的观点来解释言、象、意三者之间关系的。所以他说:“故言者,所以明象,得象而忘言;象者,所以存意,得意而忘象。犹蹄者所以在兔,得兔而忘蹄;筌者所以在鱼,得鱼而忘筌也。”佛教、特别是禅宗,也和庄学玄学一样,注重言不尽意,对文学的影响就更大了。

2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

但是,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,言能不能尽意,直接涉及到文学创作是否有价值、有意义的问题。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主要受“言不尽意”论的影响,但又并不因此而否定语言的作用,更不否定文学创作,而是要求在运用语言文字表达构思内容的时候,既要充分发挥语言文字的作用,又要不受语言文字表达思维内容时局限性的束缚,而借助于语言文字的暗示、象征等特点,以言为意之筌蹄,寻求在言外含有不尽之深意。特别是从盛唐诗人王维开始,以禅境表现诗境,把禅家不立文字、教外别传的思想融入文学艺术创作之中;南宋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以“妙悟”论诗,提出“禅道惟在妙语,诗道亦在妙悟”,认为“以禅喻诗,莫此亲切”。这就更进一步促使追求言外之意的创作方法得以繁荣发展,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的重要审美特征——讲究创造含蓄深远的艺术意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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